独立学院“谢幕”不易(3)

26号令自身也存在不易操作的条款，如要求校区至少有500亩占地，达不到相应的硬件要求就无法实现转设。这导致一些高校因市区高昂的地价，竟把独立学院开到县城。“教师当地招聘，学生文化熏陶不足，谈何育人？”郑健壮指出了独立学院乱象之一。

在此次出台的2号文件中，500亩校舍面积的要求已被改为100亩，然而，即便如此，对于一些独立学院来说仍然难以实现。

转设的进程不尽如人意。2013年期满之时，5年内完成转设的独立学院仅有35所。到2019年，全国仍有257所独立学院，占全国756所民办高校的33.4%。

落幕时聚散皆不易

问题层出不穷。

2016年修订的《民促法》要求对民办高校实施分类管理，民办高校的举办者要在营利性与非营利性中作出选择。这一法案打破了民办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限制，在法理上明晰了哪类民办高校举办者可获得、怎样获得办学收益。

结合2号文件对独立学院的转设要求，董圣足指出了几种主要的可能性：

第一类是由真正社会力量举办的独立学院，它们占总体的40%，凡是符合转设条件的，可以申请转设成独立设置的民办高校后，再选择营利性与非营利性。

按照国务院总体部署，分类管理、转设必须在本届政府任期结束前完成，即2022年前后完成。2017年9月1日，“民促法”生效，其中规定了过渡期不完成转设，视同非营利性办学。“即不能按时完成转设，独立学院连选营利性的资格都没有，显然不符合举办者的心理预期。”董圣足说。

第二类是校中校。因其本身就是国有资产、公办资源，或可作两种处理：一是回归到母体高校，以二级学院形式继续存在；二是取消建制、终止办学，其相关校产按照国资管理规定加以处理。

但是，如果采取第一种方式，作为二级学院继续存在，需要有一个过渡期，即“老生老办法、新生新办法”，在老生没有全部毕业前，需要保持独立学院建制不变，新生则直接以母体高校名义招收和管理。否则，如将原有独立学院名义招收的学生全部纳入母体高校二级学院，发放母体高校的学历文凭及学位证书，对于教育公平存在一定伤害，容易引发新老校友之间的矛盾和纷争。

第三类是由地方政府或其所控制的国有企业出资兴办的独立学院，可转为独立设置的地方公办高校。但在教育经费越来越收紧、地方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的当下，此时转为该类型，除了母体高校，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恐怕不会很高。因为一旦转为独立设置的地方高校，其收费便与公办高校无异，地方政府需要一视同仁拨付生均教育经费以及其他专项经费，由此便会大大加重地方性财政负担。

当然，如果以上几种路径都行不通，就只能启动退出机制。即对于一些招生欠佳、办学条件不达标、社会力量无意再投入，且母体高校或地方政府又不愿意接收的独立学院，选择停止办学，进入清算程序。

张易所在的城市中，就有独立学院因理念不合而导致举办方“好聚好散”。他所在的独立学院也“前途堪忧”——转为公办是“人心所向”，但几无可能；转为民办又担心企业把学校带偏。

“并不是说企业接手就一定有问题，而是要看企业是否有办教育的意愿、能力和资金实力。”张易说，同城某独立学院已被某教育集团接手并成功转设，但更多的独立学院和他所在的独立学院处境相仿——企业本身的实力有限，而且把教育当作赚钱的产业来做。

然而，“分手”也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