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激荡、加速 中科院研究所分类改革纪实

 
碰撞、激荡、加速 中科院研究所分类改革纪实  
 

2013年7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首先考察了高能物理研究所，随后在中国科学院大学礼堂会议室同中国科学院负责同志和科技人员代表座谈时，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对我国科技界寄予厚望，并向中科院提出了“四个率先”的重要指示。

这年夏天，中科院机关大楼的人们，在反复思索和讨论一个问题：中科院怎样才能引领中国科学走到世界前沿。

物质结构，一直被视为可能产生重大科学突破的领域前沿。物质深层次结构及其相互作用，是人类认识世界、认识自己首先要回答的问题，也因此成为目前的四大基本科学问题之一。在探索这一未知的领域上，中国决不能缺席。

很快，高能所接到了一张考卷：怎样建立一个能引领中国科学走向世界的“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这张考卷并不好答。如今，这张考卷答得如何了？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供图

■本报记者 倪思洁 见习记者 卜叶

2019年2月14日下午6点，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国科学院粒子物理前沿卓越创新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带着一份报告登上了飞往美国华盛顿的航班。

第二天，华盛顿，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召开。每年，这个以“推进科学 服务社会”为主题的年会，都能聚集到一群世界上最雄心勃勃的科学家。在这个平台上，他们向世界宣告自己在做些什么大事。

这一次，王贻芳要借着这个平台，介绍中国关于大科学装置国际合作的主张，并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一项由中国发起、全球参与建设运行的超级对撞机——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

在场的听众们有些是想看看中国粒子物理到底有怎样的“野心”，有些是想听听中国关于科技全球化及国际合作的主张。但他们大多不知道，CEPC仅仅是中国粒子物理发展规划的一部分。王贻芳和中国粒子物理学家们一起，在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的支持下，早已勾勒了一张清晰的蓝图。

选 择

上世纪50年代，苏联、美国以及部分欧洲国家开始大力筹建高能加速器。而我国毫无条件可言。“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1972年9月周恩来总理对张文裕、朱光亚等18位科学家的建议信作了重要批示，强调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的预制研究要成为中科院抓的主要项目之一。1973年2月，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在原子能所一部的基础上成立。

1981年，中国终于“不再犹豫”“准备就绪”，批准建造一台2×2.2十亿电伏（GeV）正负电子对撞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中国的高能物理事业正式起步，也结束了我国科学家只能参与别国主导的高能物理实验的历史。

1984年10月7日，在一片锣鼓声中，邓小平同志手持铁锹，为BEPC工程奠基铲下第一锹土，他发出号召：“我们的加速器，必须保证如期甚至提前完成。”

BEPC选择的能区恰恰是陶—粲能区（tau-c）——物理领域的一个“富矿区”，为我国的高能物理研究后来居上提供了机遇和支撑。

虽然由于经济和技术能力的限制，BEPC不是当时最先进的加速器，其能量只有当时国际最高能量、位于欧洲的大型正负电子对撞机（LEP）的1/20，但BEPC不负众望，取得了与投入相匹配的成就，奠定了中国加速器、探测器及相关关键技术的基础，为中国高能物理学界和产业界培养了大批人才，特别是高能物理领域的实验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