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年轻人拉周汝昌做“课外作业”，编出《红楼梦辞典》(2)

　　辞典从1980年开始编写，当时以庚辰本为底本的新校本《红楼梦》尚未出版，社会上广泛流行的是以程乙本为底本的旧行本，辞典在这个版本范围内收录词语。1982年，在资料工作已经完成、部分初稿已经编写出来的情况下，新校本开始发行了。

　　周汝昌说，辞典是要给人用的，必须以新校本作为辞典依据。

　　于是，辞典收录词语改以新校本为主，两种版本并用，发现两种版本使用词语有不同时，就在注文中做出对比。也正因如此，旧行本与新校本的对比反而成为辞典的特色——原本并没有这个设计。前80回(曹雪芹原著)和后40回(高鹗后续)，一些用词的不同十分明显：“才刚”和“刚才”，“越性”和“索性”，“官中”和“公中”……这样一来，辞典的学术价值提高了，当然，工作量也随之成倍增加。

　　终于，1987年，《红楼梦辞典》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晁继周拿着周汝昌的稿费去他家，当时无论主编、副主编，还是一般编写人员，稿费都是平分的，即便如此，周汝昌仍坚持不肯收。最后，他收起平日的笑容，说了一句封口的话：“这事没商量！”

　　吃了闭门羹的晁继周回来，和学生们商量怎么办。他们问了周汝昌的女儿伦玲，伦玲说：“爸爸做学问累了，有个躺椅休息一下挺好。”于是，年轻人们花了不多的钱，给周汝昌买了一把当时流行的沙滩躺椅。这件礼物，周汝昌收下了。这把绿色的椅子，至今还在，伦玲总说，“看到躺椅就会想起当年的情景。”

　　“此典可以立足于学林，而非一时之时髦物”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著之一，人人都能读，为什么还需要一本辞典？

　　周汝昌在1986年为《红楼梦辞典》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曹雪芹一生穷愁著书，选取了野史小说作为表现形式，而当时小说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市井之人”。这就决定了《红楼梦》的通俗性质，大量口语的运用，超越了以往的同类作品。

　　然而，《红楼梦》时代的日常用语，随着时代、地区、场合等条件的改变，现代人可能就看不懂了。比如，贾母见了什么东西(如菜肴)，说一句“这个倒罢了”，其实是对它很高的评价。

　　《红楼梦》又被称为“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万象森罗，一些已经消亡和正在消亡的历史事物，也需要辞典的注释。比如，开卷不久就写英莲去看“社火花灯”。社火是什么？其实“火”即“伙”，是民间的舞队、高跷、龙灯、旱船……种种不一，它们的巡回表演，有舞蹈、音乐，也有歌唱。

　　1995年，《红楼梦辞典》获得首届中国辞书奖语文类的二等奖，当时的一等奖是《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听说这一消息，周汝昌很开心，特地写信给晁继周：“我原来估量没这样乐观，以为‘知音’未必多有。今竟获二等，可真不简单，故值得高兴也！”不过，高兴的话也就这几句，他随即就谈到了辞典的修订，“甚愿我们此典可以立足于学林，而非一时之时髦物”。

　　可以说，《红楼梦辞典》一出版，周汝昌就把注意力转移到这部书的修订上——他就没歇过。只是，他没能看到新编本的出版。

　　周汝昌晚年，视力几乎为零。晁继周和他的交流除了当面请教，就是通过电子邮件，由周汝昌的小女儿伦玲代为收信回复。晁继周回忆：“每个电子邮件，虽是伦玲传给我，但都是先生自己的话。读着这些文字，我能想象得出先生谈论学术的神情”。

　　晁继周记得很清楚，周汝昌的最后一封电子邮件，是2012年3月30日，回答他所请教的“络子”一词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