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优先：政策推进有序，红利释放可期(2)

　　杨伟国：每年大家都会感到“就业难”，究其原因，既有对就业形势的感性认识，也有对每年都在增长的应届毕业生数量的高度敏感性，还有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因不确定性而产生的焦虑。从佰职招聘大数据2017年—2018年的数据来看，每年发布的用人需求量都大大超出当年毕业生数量。因此，就业难主要是结构性的，也就是供需双方在地理上、期望上以及任职能力要求上不匹配。今年一些新的要素会加重结构性矛盾，甚至会改变供需数量的对比。第一个要素是智能机器人的应用，这不仅会降低劳动力需求，而且会导致新岗位的出现，进一步引发就业能力错位。第二个要素是灵活用工，主要表现为将岗位职责分解成更细化的工作任务，然后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进行外包，或在线交付，或集约化处理，这将导致劳动力需求数量下降。

　　要积极稳妥地促进新就业形态的发展。一方面，要改变对新就业形态的认识，另一方面，要加强新形态工作者的权益保护。同时，多措并举提升就业能力仍然是最关键的政策选择。

　　解廷民：从今年毕业生求职季来看，形势有了一些新变化：

　　求职难与招聘难并存，就业结构性矛盾更趋明显。毕业生就业群体庞大，求职难对于许多毕业生而言仍是客观存在，而对于部分“双一流”高校、热门专业毕业生来说，则是“供不应求”。本科毕业生求职意愿明显下降，“慢就业”、考研的选择明显增加。实现高校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毕业生的就业期望值。而从近年来就业市场用人需求看，相当部分用人单位纷纷抬高招聘门槛，继“985”“211”之后，“双一流”高校、研究生学历等硬性条件成为新的求职门槛，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毕业生的考研深造意愿。就业中的性别和身份歧视现象仍然显性或隐性存在，营造更加公平的就业环境任重道远。

　　当然，毕业生就业也存在一些有利因素：国家实施新的发展战略蕴含着大量就业机会。如乡村振兴战略、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都是就业的新机遇。中央与地方政府新的人才政策红利有利于毕业生合理流动。近年来，各地纷纷出台人才引进新政，落户门槛进一步降低，也有利于拓宽毕业生就业空间，促进毕业生合理流动。

　　目前，对于毕业生和用人单位而言，都需要恰当定位、合理预期。针对结构性就业矛盾，既需要高校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加强就业引导工作，也需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搭建就业服务平台，精准帮扶。

　　岳昌君：国际劳工组织在《世界就业与社会展望：工作变化的特点》报告中指出，传统工作模式正发生改变，全球只有1/4的人从事传统模式工作（全日制、有单位）。根据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进行的“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计算，“自主创业”“自由职业”“灵活就业”在毕业去向中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占比合计为25.4%。既然非正规就业成为全球就业的新常态，政府就应该在社会保险计划和保护立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让各种就业形态的人员都能安心工作。

　　此外，我国就业人员平均每周工作时间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名列前茅，许多企业每周只休息一天，工作日还常常加班。这说明我国用人单位普遍认为增加工时比增加雇佣量更有效率。为此，政府应该适当降低企业“五险一金”等非工资性的准固定成本，上调加班补贴标准、限制加班时间长度，从而引导雇主愿意雇佣更多的人员，增加就业机会。

　　就业政策 带来新机遇，释放新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