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中的中华文明(3)

在出土的西夏文印刷品中发现了多种西夏文活字版实物。如在甘肃省武威市发现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具有早期泥活字印刷的诸多特点,是泥活字印刷品。在宁夏贺兰山方塔中发现的西夏文《吉祥遍至口合本续》九册，除版面有木活字印刷特征外，在文中标示页码的汉字中，形近的字如“二”“四”等有倒置现象，系活字印刷中不经心错排所致，更能确认为活字印刷品。在黑水城发现的文献中还有西夏文“活字”二字。多种西夏文活字印刷品的面世，确认了与宋朝同时的西夏不仅效仿中原地区的泥活字印刷，还进一步成功使用了木活字印刷，为中国发明活字印刷术提供了确凿证据，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肯认，维护了中国首创活字印刷的地位，突显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翻译汉文大藏经，译介藏传佛教经典

西夏所辖领土为宋朝旧地，有信仰佛教的基础。在同时期的宋朝、北部的辽朝和西部的回鹘、吐蕃都信奉佛教的氛围下，西夏也在境内大力推行佛教。西夏立国前后曾6次向宋朝求取汉文《大藏经》。另外一个重要举措就是以宋朝所赐《大藏经》为底本，翻译成西夏文大藏经。西夏皇室聘请高僧，组织译场，开启大规模的译经事业。期间惠宗皇帝和皇太后曾亲临译场。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一部出土于宁夏的西夏文佛经中，存有一幅珍贵的译经图。其中用西夏文标识出上部主译者白智光及助译者的姓名，下部标识出皇帝、皇太后的名称。中国自佛教传入后，历朝不断开设译场译经，但保留下译经图的只有西夏这一幅。《西夏译经图》形象地展示出中国古代译经的场景，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据西夏文献记载，西夏自第一位皇帝元昊称帝当年开始译经，经过53年时间，历经四代皇帝，共译3579卷佛经，形成《西夏文大藏经》。

已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佛经为最大宗，共有400余种，数千卷册。其中除汉传佛经外，还有译自藏文的藏传佛教经典。西夏任用藏族僧人与党项族、汉族高僧共同翻译藏传佛教经典，第一次将藏文经书翻译成另外一种民族文字。

西夏时期翻译、传承汉文《大藏经》，请回鹘僧人白智光等主译西夏文大藏经，并译介藏文佛经，这种多民族的融通合作，交相辉映，是中国多民族文化密切交流、共同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写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从侧面显示出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总之，从西夏文及其文献可以看到，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内涵。由此还可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光辉灿烂，源远流长，泽被民族地区，在各民族中不断凝聚认同，弘扬发展，成为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文化资源，彰显着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作者：史金波，系河北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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