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说书视域下的古代小说研究

原标题：民间说书视域下的古代小说研究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滥觞于民间说书。敦煌变文、宋元话本自不必说，明清时期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以及公案侠义小说等，往往也在不同程度上得力于民间说书的孕育。对于受民间说书孕育而生成的白话小说，不妨称之为“说书体”小说。

“说书体”小说在语言、情节、人物、场景描写方面经常会出现不少雷同或因袭的现象，如它们描写战将或武士的装束、披挂、坐骑，以及交战的方式，甚至连交战的回数等，都是程式化的；而渲染打斗的诗词韵语也是程式化的。对此，一些评论者嘲笑说：“读《三国演义》，到此等去处，真如嚼蜡，淡然无味。阵法兵机，都是说了又说，无异今日秀才文字也。”（李卓吾评本《三国演义》第110回夹评）“每到遇伏兵处，便是一声炮响，一彪军出，文法旧矣。”（《三国演义》第99回毛宗岗评语）“予观《三国》《水浒》诸书，凡将士授计而去，总不出军师所料，罔有毫发之谬，是无异于铁板数。”（《女仙外史》第32回刘廷玑评语）“小说书有最可笑、千篇一律牢不可破者，如《三国演义》等书，则多埋伏两军，一军诈败而伏军齐起，遂胜；或劫营则空营，而伏兵亦起。《封神》则破十绝阵，必先死一人后方破之，实在无人，则空中忽然降落一人。《西游》则妖怪捉得师父皆不即杀，或请客，或俟徒弟走后方吃，必俟救出而后已。《水浒》则一百八人如犯罪，或刺配，或监在死囚牢里，或劫狱、劫法场，弄上山去……”（清丁柔克《柳弧》卷四《小说通病》）“每见旧小说，于前人所创设之事，其稍新异者，必刻意套写之。张冠李戴，恬不知羞。……其最显著者，如《水浒》有劫法场，及公差野猪林谋害林冲等事，后此《粉妆楼》各书，皆直剿袭其文。又如《绿牡丹》专言武技，《七侠五义》仿之，而稍变其体。自此例一定后，于是一演为《小五义》《续小五义》……《小五义》有破铜网阵之大观，以后则有破藏珍楼、破画春园、破木羊阵继之；其余如自黑妖狐盗冠后，继之者有白菊花之盗袍服、赛毛遂之盗杯、碧眼蝉之盗玉；自小方朔妆神后，继之有顾焕章之妆神、白胜祖之妆神……其他处亦全套写他书，绝无自撰之处。”（天游《小说闲评》）。诸如此类，显然都是以文人书面创作的眼光来审视、评论“说书体”小说叙事的套路化现象，貌似言之有据，实则郢书燕说、似是而非。

如果考虑到许多古代白话小说是在民间说书基础上形成的，并且了解民间说书的创编特点，那么就不难看出上述所谓的套路化叙事，正是民间说书本色的突出体现。从民间说书的角度看，一个说书艺人，如果要演说战争场景，那么首先就得掌握一定数量的情节套路和叫座的故事关目，同时还要记诵足够的韵文套语（如各种人物赞、盔甲赞、兵器赞、战阵赞、景物赞等），这样才能根据人物、场景的变换和情节的发展，随时调用，并加以拆改或替换，而现场演说也才能得心应手。以研究活态的口头文学著称的美国民俗学家阿尔伯特·贝茨·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中指出：“人们只要通读一国的口承史诗集便不难发现，相同的主要事件和描绘俯拾皆是。”这些“相同的主要事件和描绘”，可称之为“主题”或“故事模式”。一个“歌手”在学艺的过程中通常需要习得一定数量的“故事模式”，才能顺利地从事说唱表演。因此，人物、情节描写的程式化，可谓说唱文学的一个基本特点。忽视这些特点，我们在评价一些脱胎于民间说书的小说作品时就会发生认知错位与评价失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