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说书视域下的古代小说研究(3)

因此，对于“说书体”小说，我们不宜用文人书面文学创作的标准，批评它们陈陈相因、缺乏新意，而应充分了解口头文学的创编特点，明白“说书体”小说叙事水平的高低，不在于其故事情节是否新颖、独创，而在于其是否能从民众的生活、情感与愿望出发去推陈出新，引人入胜。实际上，像《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说唐全传》《说岳全传》以及《三侠五义》《小五义》这样的小说，过去之所以家喻户晓，问题恐怕不在于其独创性成分的多少，而在于它们叙述的英雄人物故事本身就非同凡响，而且采用的是基于民间口头传统、为民众所熟悉和喜爱的母题和情节套路来叙述、传递给民众的。如果其叙事不采用那些母题或套路，它们很可能就不会产生那么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了。

“说书体”小说在情节建构上还常常表现出一种缀段性和直线化的特点。其实，这也与民间说书的影响密切相关。因为“说书人”一张嘴不能说两家话，人多了，事件的头绪复杂了，不仅说书人自己会顾此失彼，听书人也会晕头转向。艺人常说“大书一条筋”，“一条线，头不断”，强调的就是情节结构的直线性特点。因此，“说书体”小说一般都以主要正面人物的命运线作为主线，把围绕着主要人物的遭遇、历险和磨难等产生的一个个故事单元连缀在一起。这种“金线串珠”式的结构，既易于设置悬念，抓住听众，使听众不断地为主人公担忧，又能灵活地适应书场分段演说的实际需要。因此，绝大多数英雄传奇小说、神怪小说、公案侠义小说，都采用了这种缀段性和直线化的结构模式。

至于在人物塑造方面，“说书体”小说则习惯于运用夸大化、神奇化、特征化、类别化等方法来凸显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而不会讲求甚至基本无视历史上或现实中人物性格的个性化、真实感与复杂性。老舍在谈到民间说书如何塑造人物时曾说：“人物的描写要黑白分明，要简单有力的介绍出；形容得过火一点，比形容得恰到好处更有力。要记住，你的作品须能放在街头上去，在街头上只有‘两个拳头粗又大，有如一双大铜锤’，才能不费力的抓住听众，教他们极快的接受打虎的武二郎。在唱本中也不是没有详细描写人物的，可是都是沿着这夸大的路子往下走，越形容越起劲，使一个英雄成为超人，有托天拔地的本领。”（《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如《水浒传》就善于通过“夸大”和“神化”的方式来凸显英雄人物的超凡出众。清代英雄传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说唐全传》中的主要英雄人物秦叔宝、罗成、单雄信、李元霸、宇文成都、杨林、裴元庆等，不仅力大无穷，武艺超群，而且分别是天蓬星、白虎星、青龙星、大鹏金翅鸟、雷声普化天尊、计都星、八臂哪吒等下凡。《水浒传》有一百零八将，《说唐全传》则有贾家楼三十六友。《水浒传》对水浒好汉排座次，《说唐全传》也对主要英雄排名次。《水浒传》给梁山好汉起绰号，《说岳全传》也给牛通、张英、韩起凤、宗良、欧阳从善、罗鸿、吉成亮等人起绰号，分别为“金毛太岁”“花斑小豹”“赛张飞”“鬼脸太爷”“五方太岁”“火烧灵官”“红毛狮子”等。《水浒传》设置“六位一体”人物模式，揭示主要人物之间相辅相成或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清代英雄传奇则将该模式进一步固化并取名为书领、书胆、书筋、书师、书柱和书贼，其中帝王如赵构、李世民等为遥控主帅的“书领”，主帅如岳飞、秦叔宝等是统摄群英的“书胆”，军师如徐懋功、刘伯温等是运筹帷幄的“书师”，福将如牛皋、程咬金等是活跃书情的“书筋”，权奸秦桧、庞洪、敌寇兀术等是与正面人物作对的“书贼”。显然，正是借助于将英雄人物夸大化、神奇化、数字化、特征化、类别化等手段，说书人才能确保其书场演说有条不紊，而受众也才能了然于胸，甚至有了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谈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