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说书视域下的古代小说研究(2)

如有的学者发现《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有十三篇诗词赋赞是一样的，于是认为两书为同一人所作。其实，对于民间说书人而言，诗词赋赞本来就是一种程式化的东西，说“水浒”故事的艺人可以用，说“平妖”故事的艺人可以用，说“西游”、说“封神”故事的艺人也同样可以用（如《西游记》与《封神演义》至少有二十五首赞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诗词赋赞在说书领域几乎可以到处搬用。因此，当文人作家取材于艺人演说的“水浒”“平妖”“西游”“封神”等故事来写定《水浒传》《平妖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时，它们之间出现诗词赋赞之间的雷同现象，实不足为怪。这种雷同并非出自写定者之手，而是写定者汲取的民间说书成果原本就存在。因此，也就不能以此说明它们的写定者是否为同一人，也不能据之说明它们之间到底谁抄袭了谁。

对于“说书体”小说中常见的一些“母题”，诸如比武、打擂、打虎、举鼎、结义、落草、卖刀、当锏、得天书、吟反诗、劫法场、祭铁丘坟、摆空城计、摆阵破阵、盗宝拿贼、抛打绣球、坐山招夫、三请某某人、三打某某地等，也应作如是观。实际上，这些“母题”属于民间说书场域中的“共有资源”或“公用段落”，由于为广大受众喜闻乐见，因而不断地被说书艺人套用在不同题材的书目当中。

“说书体”小说在建构故事情节时还形成了不少框架模式或曰情节套路。例如，受宋元以来民间说书的影响，《三国演义》建构的关云长“过关斩将”模式，《水浒传》建构的“犯罪—流亡—历险—落草”模式以及由征辽、平方腊构成的“征讨”模式，《西游记》建构的“途经某地—妖捉唐僧—悟空降妖……”历险模式，这些情节模式一旦成型，再经由明清时期的说三国、说水浒、说西游等在说书场域中的广泛传播，就会被反复套用在“说唐”“说岳”“说狄青”“说呼家将”等系列说书体小说中。就拿《水浒传》确立的“征讨”模式来说，该模式在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罗通扫北、狄家将征西与平南等小说中就反复出现，以至于“攻不完的关隘，打不完的城池”等变成了一种司空见惯的叙事套路。

“说书体”小说虽然故事雷同化、情节模式化现象比较普遍，但由于它们擅长用旧套子来装新故事，并且善于在故事情节的传奇化、趣味化、地域化等方面做文章，所以即使模式相近，也照样能翻新出奇，引人入胜。美国学者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一书中即指出，口头文学“并不乏自己特有的创新。其叙事创新并不表现为编造新故事，而是表现为叙事者确保此时此刻与听众的互动——每一次讲故事的时候，讲故事的人都必须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在口语文化里，听众必须被调动起来作出回应，而且常常是热情的回应。另一方面，讲故事的人又给老故事引入新成分”，因此“它们的创新基本上局限在套语式、主题式思想的简明框架里”。例如，宋元话本中，《洛阳三怪记》《西湖三塔记》是专讲“三怪”故事的，其故事情节与结构方式明显雷同，但其叙事却各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当“三怪”故事是在北方洛阳地区说唱时，说书人为了投合当地听众的接受心理，唤起听众的亲切感和现场感，不仅将故事发生的时间定在了清明节，地点定在了洛阳，而且还善于通过对都市风俗民情的着意渲染，来极力营造一种真实的生活场景，以烘托人物的性格和行动，有效地展开情节。当“三怪”故事流传到了杭州，说书人因为面对的是杭州地区的听众，这时为了能更好地适应本地区听众的接受心理与欣赏口味，便不得不对该故事进行因地制宜、因人制宜的改动。于是，说书人便将“三怪”故事发生的地点改在了杭州，在故事正式开讲前，先用了九首诗词来赞美西湖，以唤起杭州人的自豪感，拉近与听众的心理距离；接着便移风易俗，将洛阳人清明节看花改变为杭州人清明节游湖；与此同时，“三怪”中的赤斑蛇、白猫精，也相应地改成了在西湖中出没的獭精、白蛇精；另外，说书人还巧妙地将三怪的结局由被打死改成被奚真人造塔镇压在三塔之下。这样一来，“三怪”故事便因地制宜地转变成了一则风物传说，较之《洛阳三怪记》更脍炙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