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旧石器时代的中华文明根脉

原标题：探寻旧石器时代的中华文明根脉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系统中一颗耀眼的明星，具有独特的属性、内涵和发展路径。它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具有强大的凝聚力、生命力和灵活性、适应性。这些特质在旧石器时代就已萌芽，根脉深长。中华文明体系的形成与神州大地的特殊地理位置和生态条件、华夏古人群的连续演化，以及史前文化的特定发展过程息息相关，是中华大地百万年人类史的华彩篇章。

1.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中国地处东亚中心，幅员辽阔，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生活在如此广袤多元空间的先民，可以充分利用环境便利，获取各类生存资源，发展出多姿多彩的区域性文化，并在气候波动时做南北间和高程上的迁徙移动，以趋利避害。研究表明，中国、东亚更新世的气候波动远逊于欧洲和美洲，即使在冰期，其寒冷程度也远不及欧美，甚至对于中国是否发生过真正的冰期一直存在争议。这说明，中国大部分地区在旧石器时代适宜人类生存繁衍。

中国地理位置相对独立，南有热带丛林，西南有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和青藏高原，西有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等高山和中亚沙漠，北有蒙古高原和戈壁荒滩，东方则面海。它们虽不能构成人类迁徙的绝对屏障，但会给大规模人群的流动带来挑战，尤其在环境恶化时更是如此。在这样相对封闭的生态环境中，于气候适宜期迁徙至此的早期直立人生存繁衍，开枝散叶。其后虽有少量人群移入、迁出，但大规模移民很少发生；新来的小股人群只能融入主体人群中，其体质特征和文化特点虽偶有存留，但很快会被同化吸收。于是这里形成了富有区域特点的古人群和古文化，虽与外界“藕断丝连”，但区域特色持久、鲜明。这样的演化发展过程在新石器时代、历史时期仍然存续。

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中国乃至东亚人类自更新世以来连续演化，生生不息。20世纪30至40年代，古人类学家魏敦瑞在研究北京猿人化石时，发现北京猿人与现代华北人有一系列的相似特征，首次提出北京猿人是现代中国人乃至蒙古人种祖先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在四川资阳、山西丁村、湖北长阳、广西柳江、广东马坝等地，发现了介于北京猿人与现代人之间的人类化石，填补了直立人和现代中国人之间的证据缺环。其后在云南元谋、湖北建始、陕西蓝田、湖北郧阳等地，发现了更早的人类化石，将华夏大地人类的历史进一步拉长。古人类学家吴汝康、吴新智等认为，大多数中国古人类头骨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包括存在矢状脊、面部突出、颧骨高而前突、阔鼻、上门齿呈铲形、有下颌圆枕等一系列东方人类独有的性状，据此推论中国不同时期的古人类连续演化，具有明确的传承关系，并提出不同地区古人群之间可能存在基因交流。

1987年，“现代人类出自非洲说”被提出，有学者据此认为中国本土古人群灭绝了，与现代中国人没有遗传关系。1998年，吴新智在现代人起源“多地区进化说”的基础上，发展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论述，指出中国、东亚自直立人以来人类连续演化，不存在演化中断，东亚本土与外界人群的基因交流虽时有发生，但未发生大规模外来人群对本土人群的替代，本土人群的代代相传是这里人类演化的主旋律。

其后的古DNA分析发现，包括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在内的古老型人类对现代人群有过一定程度的基因贡献。而在湖北黄龙洞、广西智人洞、河南灵井、安徽华龙洞等多处遗址新近发现的人类化石，以及对大荔人化石的重新研究、对田园洞人遗传密码的破译，则使神州大地人类从古至今连续演化的证据链更加坚实、完善起来。

2.行为模式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