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展创新空间 实现共情表达（艺文观察）(2)

　　彼时还没有“文博舞剧”这一说，但已经有了“文博舞剧”的雏形。无论是当年的大型舞蹈诗《清明上河图》还是当下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创编这类“文博舞剧”要做到“入乎其内”更要“出乎其外”，不能只是“发思古之幽情”，而要努力实现时代的、社会的、人民群众的“共情表达”。

　　以文物为切口，对“文化记忆”进行现代阐释

　　广义的“文博舞剧”，其实并非单纯地去“舞绘”或“活化”某件文物。不论这件文物有多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深入阐释并不是舞剧艺术的优长所在。在舞剧中，文物的文化价值主要体现为一种历史文化记忆。博大精深、大气磅礴的中华文化，5000多年不间断的“文化记忆”，成为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资源。我们这样的文明古国、文化资源大国，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多贡献的文化强国，需要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缺少“文化记忆”，而是需要进一步发挥“文化想象”，对“文化记忆”进行现代阐释。

　　与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同在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荣获“文华大奖”的舞剧《五星出东方》，就是一部对“文化记忆”进行现代阐释的“文博舞剧”。该剧由一支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掀开帷幕。1995年10月，这支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了一块汉代蜀地织锦护臂，护臂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字样是织锦纹饰的有机构成。这个织锦护臂见证了中国各民族的交流交往，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五星出东方》成功地讲述了一个舞剧故事，与织锦护臂的“文物切口”分不开，这是一个既包含深邃“文化记忆”又可以开启丰富“文化想象”的切口。

　　我们的文化记忆中难以磨灭且魅力长存的，是促使民族亲和、凝聚、诚信、正义、宽容、勤勉、奋发等的文化精神和文化品性，这应当是“文博舞剧”创作的立意所在。值得创作者注意的是，如果过于纠缠只鳞片羽、一招半式、残篇断简的形态与结构，有可能在对“文化记忆”的回顾中，忘却“文化想象”的功能要义和内容真谛。

　　“有意思”的舞蹈需要用“有意义”的故事来充实

　　舞蹈诗剧《只此青绿》大获成功，舞蹈界的“文物意识”被调动起来。已经初步亮相的“文博舞剧”有《孩儿枕·家和兴》《唯我青白》《俑立千年》，蓄势待发的还有《天下大足》等。“文博舞剧”的产生并非单纯出于对某部成功之作的追随，而是一种在“文旅交融”文化景观中的创编自觉。“文博舞剧”如何走得更远，值得思考。

　　多年来，我们已有一些做得不错的“文博舞剧”，比如《千手观音》《敦煌》等。尤其是在新时期伊始创排、从敦煌莫高窟走出、带动风气之先的舞剧《丝路花雨》。该剧创演于1979年，编导集体有刘少雄、张强、朱江、许琪、晏建中5人。创作出发点是想“活化”敦煌壁画（主要是唐代的“经变图”），但总得有一个故事框架来支撑。《丝路花雨》的成功离不开这个“有意义”的故事。重读舞剧《丝路花雨》的“创作谈”可以发现，即便以舞蹈形象无比丰富的敦煌壁画为切口，要为那些“有意思”的舞蹈创编一个“有意义”的故事也绝非易事。正如该剧编导许琪所说，第112窟南壁有一个反弹琵琶的舞者形象深深吸引了他们，与其他舞姿不同的是，她那特有的柔里带刚的气质。她高高抬起的右腿矫健刚劲，脚趾跷起充满活力；丰腴的双臂斜上方反握琵琶，两眼微微下垂非常陶醉的样子；左胯重心向后提起，上身前倾；仿佛随着那手指拨动琴弦发出的清脆乐声，她的重心定会冲击向前，随着落下的右腿而引起一连串舞蹈来。就这样，根据他们的理解，设计中心前倾或后移、爆发出快速前冲或后退的步伐，使这一舞姿活动起来。舞剧《丝路花雨》通过一个“有意义”的故事，活化“有意思”的敦煌壁画中的舞蹈，这离不开“文化记忆”，更多的是要发挥“文化想象”。《丝路花雨》之后，《编钟乐舞》（楚）、《汉风》（汉）、《仿唐乐舞》（唐）、《清宫行》（清）纷至沓来，形成了一股“舞蹈仿古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