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治：儒家政治治理的特色

原标题：德治：儒家政治治理的特色

关于儒家的治理模式，常见儒家是人治一说。早在20世纪初，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就将儒家称为“人治主义”，法家称为“法治主义”。人治这一说法是否合乎儒家治理理念，值得进一步审视。

儒家非人治

儒家确实强调个人的作用，主张“为政在人”（《中庸》），“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有乱君，无乱国；有治人，无治法……法不能独立，类不能自行，得其人则存，失其人则亡”（《荀子》），认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中庸》），把人看作实现良治的关键因素，再加上现实中存在种种徇私枉法的情况，故而常给人以儒家轻视法治、推崇人治的印象。其实这一印象，并不准确。

首先，儒家固然重视人的作用，但也没有忽视客观规范的价值。孔子既讲“道之以德”，又讲“齐之以礼”，强调礼这一普遍的公共规范的重要性。孟子也说“非礼无行”，指出要以礼规范政治活动。《礼记》中将儒家的治理方式总结为礼乐刑政：“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儒家在治理中推崇人的作用并不意味着排斥客观之礼法，而是在强调德性的根源性基础上追求人的德性与客观法度相辅并行：“夫人胜法，则法为虚器。法胜人，则人为备位。人与法并行而不相胜，则天下安。”

其次，儒家对参与政治生活的个人德性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儒家主张在修身正己、明明德的基础上才能参与政治，治理民众，所以《中庸》中在讲“为政在人”后紧接着说“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在政治实践中，儒家重视选贤与能，强调修身为本，要求提升和完善自我德性，尤其是在上位者要以身作则，摒弃个人的私欲偏好，不可任凭个人情绪恣意妄为。《礼记》中说：“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要求以民之好恶为好恶，这显然与因个人感情的随意性而影响决策的人治不同。将亚里士多德所言的人治套用到儒家的治理模式上并不合适，不能准确揭示儒家治理模式的特质。

儒家德治的基本内涵

儒家的治理模式并非人治，亦非法治，而是德治，这是因为在儒家的政治理念中德性贯穿始终，构成了政治的原则、基础、目的和实现方式。儒家德治的基本内涵表现为：

第一，坚持德教为政治治理的原则。孔子主张“为政以德”，提倡道德教化，他区分了用“政刑”和“德礼”治国的不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坚持将德治作为治国的原则，反对专恃刑杀，认为使用刑法禁令惩罚百姓，即便民众出于恐惧不敢为恶，免于刑罚，但为恶之心未尝不在，不能培养起人的道德感、羞耻心，成就人的德性，无法从根本上实现良好的治理和人的自我实现。孔子这一主张为儒家一贯之义。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对话中，一上来就说：“何必曰利，亦曰仁义而已矣”，坚持仁义治国，反对将功利作为治国的原则和目的。《大戴礼记》中说：“导之以德教者，德教行而民康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哀戚”，强调德教在政治实践中的重要性。为政不本诸德，则一切政教法令会丧失价值，流入功利霸道之术，沦为严刑峻法之途。董仲舒曾言：“天数右阳而不右阴，务德而不务刑……为政而任刑，谓之逆天，非王道也”（《春秋繁露》），张载也说：“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劳”（《正蒙》）。可见，历来儒家都视德政为治国的根本原则，反对用刑罚、功利的原则治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