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阔东方潮创新强国路(6)

　　那一年，43岁的陈佳洱刚刚从陕西汉中的山沟沟回到北京。大会上，他曾感慨说：“我错过了最好的科学创造的年华”，在座的科学家们都笑了。当时年近70岁的流体力学家、中国近代力学奠基人和理论物理奠基人之一周培源，指着自己斑白的头发和脸颊上的皱纹笑问：“他都说自己老了，那我们怎么办？”一句话，让陈佳洱重燃了热血与斗志。

　　对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而言，这是一个由乱到治、由衰到兴的“拐点”。中国共产党首次把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技术，同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现实基础的生产力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对当代中国科技事业产生了“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影响。

　　“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闭幕式上，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了题为《科学的春天》的书面讲话，以诗人特有的气质歌颂了春天的到来。

　　《科学的春天》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解放的宣言，象征了一个科技新时代的开始。这不仅是郭沫若的诗情画意，更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也不单是邓小平个人的高瞻远瞩，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重大是非面前勇于纠错的担当和气魄。

　　这次大会还讨论通过了方毅副总理所作的《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科学的春天”以后，一场被延误了的政策革命开始重新启动：科技界开始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科技人员归队，科技机构重组，科研工作秩序开始恢复。

　　“依靠、面向”开启科技体制改革之路

　　彼时，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科技体制的缺陷也逐渐暴露。

　　我国的科技体制，是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这种体制产生了科技与生产分离、工业研发力量薄弱、缺乏科技成果有偿转让等问题，科技与教育脱节、与经济结合不够紧密等问题逐步凸显。

　　1981年2月，国家科委向党中央提交了新时期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方针，即《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以下简称《汇报提纲》）。其要点包括：科学技术应当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并把促进经济发展作为首要任务；保证基础研究在稳定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发展；把学习、消化、吸收国外科学技术成就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事业的重要途径。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比较系统、完整的科学发展方针。

　　《汇报提纲》中提出的新时期科技发展方针，构成了1982年提出的“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战略指导思想的具体内容。

　　1982年10月，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明确提出“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要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指导方针。

　　这一方针为我国科技体制改革指出明确方向。科技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革以前科学技术同经济建设严重脱节的状况，走一条“依靠、面向”的新路子。

　　1985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

　　这一重磅文件的发布，标志着科技体制改革由1978年以来科技界自发进行的探索试点阶段进入有领导、有步骤、有组织的全面开展阶段。这也表明我国科研范式从国防导向的科技政策转向经济导向的科技政策；从计划经济体制的范式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范式。

　　“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边，有一席之地”

　　在科技体制改革的有利推动下，我国实施了一系列推动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国家指令性计划，如科技攻关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形成了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化和加强基础性研究3个层次的纵深部署，构筑了我国新时期科技发展的战略框架。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863计划”被认为开启了新中国科技腾飞的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