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在中关村创业大街修家谱(5)

　　涂金灿翻着笔记本里条理清晰的内容，对这位后辈表示佩服。2019年，他拨打过笔记本里雷军的电话，没有找到雷军本人，一位疑似秘书的人说，“雷总不会跟你联系”。现在，那张记录雷军电话的纸不知被谁撕走了，留下崎岖的断层。

　　创业大街上，有创业者选择回家，也有人继续留守。靠一瓶水和一个馒头，能坚持几个月，他们打地铺，或是寻找几十元的胶囊公寓。吃饭时，自己总吃一个便宜的菜也腻，大家就带着各自的菜集合，分着吃。

　　“以前农村没钱就‘请会’，现在叫众筹。”人们参会集资，以解一时之急，“在这条互联网创业最新的街上，穷到最后，这种古老的形式又重生了。”

　　创业者总有活下去的办法，有人开始做外卖，专门卖给创业者。还有人做信息贩子，只要有推介会就去参加，既能吃顿饭，还有纪念品，主办方也乐得人头充数。信息收集来，再给新人指点迷津，大佬的电话因此被炒到高价。一些店外的小黑板换成了“专业撰写商业计划书，提升投资人约见率，欢迎进店咨询”的广告。

　　涂金灿当初想不明白，为啥自己有实打实的店面、有这么多年积攒的用户、有管理经营经验，还比不上别人的几页PPT、一个商业计划书。

　　在创业大街开门迎客的日子里，有做基因测序的科技企业同涂金灿寻求合作，也有投资人踏进门里，很快又走了。“别人尽管只是一个方案，但爆炸性增长比你快。”他们告诉涂金灿。他想做百年老店，但投资人不能陪他那么久。

　　繁荣的背面

　　几十年前，中关村的这片土地曾是农田和养猪场，后来时代变了，“猪”在风口上也能飞起。

　　涂金灿也想乘上东风，他在店面楼上让出十几个工位，搞起孵化器，来了几个“点子大王型”的人，有做美容的、有婚姻介绍的、有卖旧货的，还有做数字货币的，“社会上流行什么，他们就搞什么”。

　　大多数坚持了半年就跑了。大街上店面更新的速度很快，家谱店的伍冬发常看见，大卡车总是在拉走东西。有些办公物品被留下来，由幸存者继承。家谱店里谈事的桌子、办公的椅子都是以前的租客留下的。在隔壁空荡的地下室，一张没人的桌子上散落着3张营业执照，名称里有“科技公司”“物联网”和“区块链”，这3家公司成立于2018年的夏天。

　　涂金灿并不排斥互联网创业。2006年，刚来北京时，他听了某位互联网大佬的话，开始搞互联网医疗，建立了“中国搜医搜药网”，“尽全力完美打造中国医药网络的航空母舰”。

　　“实际上连海淀区都没走出去”。搞了一年半，亏了30万元，“坚决不搞了，医疗是一个高度专业性又要负责任的行业”。涂金灿说。

　　他认识到，互联网创业成功率不高，“几乎只有第一，没有第二，同一行业谁做成功了，其他同行压力就很大。”涂金灿脚摔骨折后，困在地下室，被迫第一次接触网购，发现同一件东西人们更愿意买销量最大的，“特别容易垄断”。

　　伍冬发也有同感，大厂集中了最好的资源、最大的资本、最优秀的人才，更容易成功，其他普通创业者不太好做。

　　“他们把互联网创业的起点看得太低了。它需要高知识高技术，并且特别能融资，管理营销方面要会抓，这三方面达标的团队太少。”涂金灿说，创业的木桶理论，缺一块木板都不行。有人却用仅有的一块板，试图水上漂。

　　“以为靠一个点子就能一夜暴富，这些人往往最后很惨。”涂金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