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历史学者和身处的世界 他为什么能吸引比尔·盖茨(2)

　　但在他生活的小世界之外，则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景象。当时冷战正紧，美苏阵营对立，政治将一些人从另一些人里区分开来。大西洋学院成立的同一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克里斯蒂安记得，自己和身边的朋友都吓傻了，整个世界被推到了悬崖边。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曾经承认，核战争爆发的几率在1/3到1/2之间。有时候，克里斯蒂安不禁会设想，或许那些苏联的同龄人也会因为导弹危机而感到恐惧吧。

　　后来，克里斯蒂安去牛津大学读书，最后在那里拿到了博士学位，方向是俄罗斯历史。这个过程中，他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俄罗斯农民的日常饮食，以及伏特加。俄罗斯人对于伏特加的痴迷，跟气候和地理有关。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的俄罗斯，政府的财政收入有2/5都来自伏特加的销售。不夸张地说，要是所有的俄罗斯人停止喝酒，整个帝国可能就因此崩塌。

　　读博期间，克里斯蒂安去苏联访学了一年，就住在圣彼得堡，那里当时还叫列宁格勒。70年代初的苏联社会正处于国力最强盛的时候。克里斯蒂安发现，这里并不像很多人描述的那样一无是处，虽然存在诸多问题，比如腐败严重，选举也只是走形式，平时聊天，也需要对谈论的话题保持警觉。不过，也有很多积极的方面，比如免费的医疗体系，虽然质量可能没那么高，而且，那里的房租很便宜。

　　90年代初，克里斯蒂安接受讲学的邀请，再次来到苏联，待了两个月。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许多事情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与此同时，整个社会处于崩溃的边缘。

　　崩溃的原因很复杂。还是以伏特加为例。80年代中期，苏联民众听到了最高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要求禁酒的消息。更早之前，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忙于阿富汗战争的苏联一个不小的打击，亚洲一些国家的经济腾飞则让这个社会主义老大哥也有了改革的危机感，为了提高民众的工作效率，伏特加再一次成为了政府打压的对象。人民的日常生活与国家意志和权力之间，一直存在这样的微妙张力。

　　回升的潜流

　　克里斯蒂安再次去莫斯科的时候，讲学的内容是他刚刚提出的大历史。当时，他是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历史系的教授。赴苏访学的前一年，也就是1989年，他提出了大历史的概念，并邀请不同领域和学科的老师到自己的课堂上。不久之后，克里斯蒂安承担了全部的教学任务。

　　“在全球化时代，各个国家的历史系除了澳大利亚历史或者中国史之外，也应该有教授整个人类历史的课程。但是要想教好人类史，你就得往前推，了解人类是如何进化的。要想教授人类进化史，又得了解生物学和生命的进化史。要想教授生命进化史，还得了解地质学和地球的生成过程，以此类推，就回到了宇宙的起源。这构成了我教授大历史课程的初衷。”大卫·克里斯蒂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

　　在当时，很少有人这样思考问题。尽管历史研究中的确有全球史的提法，但并不占主流。此前，克里斯蒂安的苏联和俄罗斯研究受到过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注重气候、地理等因素在经济社会和历史研究中的作用，而“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就曾提出过著名的“长时段”概念，注重经济社会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间的“周期性波动”，它的对立面是那种关注特定事件和细节的传统史学。克里斯蒂安走得更远，面也更宽，将研究的范围从人类历史拓展到生物的进化和宇宙的形成。

　　提出“大历史”的第二年，也就是1990年，克里斯蒂安收到了访学的邀请。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第一次给国外的学生讲授大历史，竟然是在苏联。更有意思的是，他讲学所在的东方研究所，台下的学生对大历史的提法很感兴趣，理解起来并不费力。克里斯蒂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开玩笑说，马克思也是某种意义上的“大历史”学家。只不过，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主流学术圈里，这种整体性的宏观叙述被压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