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的治海“翻身仗”(3)

　　谢志伟所在的科室，负责戴河口到新开口60余公里海岸线。2017年以来，这60余公里海岸线，就是他们科室的“开放式大办公室”，所有人每天分段走海岸线，必须把60余公里全部走一遍。特别是旅游旺季来临之后，“每日四巡”，清晨、上午、下午、晚上，各走一遍。在沙滩上走一步，付出的体力相当于柏油马路上的两三步，所以去年一个暑期走下来，谢志伟的体重从105公斤，减到了80公斤。

　　高难度“大目标”

　　“对于海洋来说，最大的污染源来自岸上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水、垃圾。”曹现锋说，2015年河长制启动后，市领导大会小会上经常讲“四治”：治海先治河、治河先治水、治水先治污、治污先治源，“就是说，近岸海域综合治理这场仗，胜败取决于能不能控制住岸上的污染源，污水、垃圾等等。”

　　为此，秦皇岛提出了一个高难度“大目标”——“不让一滴污水入河”，《涉水重污染企业退出实施方案》《划定畜禽禁养区限养区的规定》等配套规章制度相继出台。

　　可是，造纸、淀粉、养殖……大小涉水污染企业和养殖场，密集分布在各入海河流的两岸，这些企业的关停、整改，成为横在“大目标”前面的第一个难题。

　　位于戴河沿岸的秦皇岛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小米河头村曾经是一个养殖业大村。十多年前，村党支部书记高俊平投资150万元，建起了村里的第一个生猪养殖场，“当年我就是把自己树成了样板，大伙看到我养猪赚钱了，开始跟进，79户村民先后建起了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的养殖圈舍，全都立在戴河岸边。”

　　河长制实施后，戴河沿岸成为禁养区，所有村民的养殖圈舍都要限期拆除。

　　“村民们有情绪”，高俊平说，“不少村民问我，当年号召大家发展养殖业的是你，现在动员大家拆除养殖场的还是你，昨天让我们建今天又让我们拆，怎么能这么干？”其中，反映最激烈的村民是高俊平的大儿子，“他大学毕业后，我没让他找工作，命令他回老家跟我养猪。他问我，知不知道拆掉养猪场损失有多大？心里还有没有数？”

　　高俊平跟大儿子激辩了两天，最终“胜出”，“我的理由比他充分。我问他，看没看到村里的所有养殖场，粪便、垃圾都往河边堆，养殖废水基本上直接排入了戴河？外乡人送给我们村一个称号——‘臭庄’，因为闻着臭味就看到我们村了。戴河里有鱼，可是吃粪便、垃圾，喝废水长大的鱼，你敢吃吗？他答不上来。”

　　高俊平的养殖场，是全村规模最大的养殖场，养殖规模千头以上，带头拆除后，其他养殖户开始“松动”。半年时间不到，79户村民的4万多平方米养殖圈舍被夷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戴河生态园，建起了亭台楼阁，河里种满了莲花。前不久，有投资方看好整体环境，要在这里建项目。高俊平说，听到这个消息，村民们都乐了，“因为发展旅游业，经济效益应该不会比养殖业差”。

　　跟拆除养殖场相比，涉水污染企业的关停、整改，难度更大。17条入海河流之一的饮马河，一度受困于这个难题。

　　饮马河位于秦皇岛西南，发端于卢龙县东南部。提到卢龙，这里的卢龙粉丝历史悠久，早在清朝咸丰年间，民间就已经开始生产粉丝，这种手工作坊形式的粉丝生产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所以，卢龙县成为甘薯加工大县，每个村都有多个甘薯加工家庭作坊。可是，甘薯在加工成淀粉的过程中，会产生一种废水——“粉浆水”，有机物含量非常高，流入河流或渗入地下，对饮马河水质造成了严重污染。以前，每到甘薯加工季，卢龙县几乎每个村里都是粉浆水遍地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