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陶斯亮：我是靠社保养老的“草根”(3)

　　另一个节点就是汶川地震。这之前民间慈善机构非常少，几个大的慈善机构都属于政府部门，由政府管理，还有财政拨款，某种程度上代表政府。汶川地震这场惨烈的灾难，唤醒了中华民族心灵深处比金子更可贵的东西，上亿人做出爱的行动，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民间自发的大规模社会动员，所以2008年也被称为“草根慈善元年”，从此以后民间慈善机构蓬勃发展。

　　还有一个节点就是慈善法出台，说明国家对慈善事业的重视，慈善领域有法可依，也有了一个法律的靠山。

　　现在互联网慈善蓬勃发展，这也是慈善事业一个新的机遇，我们搞的脑瘫患儿救助目前也在网上募款。动动手指头就能捐款，我觉得这应该会成为今后慈善公益事业的一个发展趋势。

　　新京报：对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哪些建议？

　　陶斯亮：现在政府的慈善公益机构和民间慈善公益组织，享受的政策待遇还有一些差别。政府的慈善公益机构代表国家，如果重大灾难来临，需要他们这些“国家队”，在社会保障方面筑起一道堤坝，所以政策待遇有差别，我们这些“草根队”能理解支持。

　　不过，我觉得，是不是可以适当放宽对民间公益组织的一些限制？比如我们的北京爱尔慈善基金会，因为登记注册地在北京，所以只能在北京搞募捐，即便在其他地区有能力募集到很多善款，也不被允许。我认为，民间慈善公益组织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不会局限在登记注册地，一定要走向全国，所以放宽这方面的限制，是不是更有利于民间慈善公益组织的发展？

　　另外，政府慈善公益机构的优势在于募款。非常具体的慈善项目，比如助听、脑瘫患儿救助等等，专门开展这类项目的专业的民间慈善公益组织更有优势。所以我觉得，政府购买服务是一个很理想的模式，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机构来做。我们和北京红十字会就有这样的合作，北京红会购买我们的服务，在京津冀地区救助贫困聋哑人、脑瘫患儿。

　　新京报：如果给自己的28余年公益之路打分，你会打多少分？

　　陶斯亮：60分吧，刚及格。比如跟大慈善家比，中国有很多大慈善家，作出了很大贡献，中国30多亿网民对慈善的作用无可限量。特别是那些尚过着清苦生活的知识分子，甚至拾荒为生的草根民众，他们节衣缩食，倾其所有，捐出毕生积蓄，他们是最高尚的人，他们才配打100分。跟这些人比，我的作用太小了，能及格就已经很不错了。

　　谈父辈影响

　　“不告而别的遗憾留在我内心深处，这个坎一直没过去”

　　新京报：您在日记中谈到，八路军老战士杨顺清教会您与人相处的准则，是您选择慈善公益的原始动力；父母则赋予了您坚定的信念，一生都有所追求。杨顺清给您带来了哪些影响？

　　陶斯亮：1945年初，父母奉命到湘赣粤一带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在日寇占领区发展新根据地，很艰险，是不能带我去的。我被留在了延安保育院，交给杨顺清照看。两岁到九岁，是一个孩子最依恋父母的年龄，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父母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概念，看不到也摸不着，而杨叔叔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他为我奠定了做人做事最初的价值观，将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温良恭俭让，潜移默化地给了我，正是由于杨叔叔的精神浸润，几十年来我的心始终是柔软的，始终坚持了善良和宽容。

　　新京报：那么父母赋予了您什么信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