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陶斯亮：我是靠社保养老的“草根”(4)

　　陶斯亮：父母给我的信念，就是现在常说的不忘初心的信念，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别人问我的信仰，我说我信仰社会主义，我的信仰没变，不存在初心忘不忘的问题。这个信仰，就是父母潜移默化给我的。我信仰的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社会主义。我觉得马克思提出这个理论，是因为发现了社会的不公，发现了有剥削有压迫，希望实现一个公平的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他的初衷是非常人道的。

　　新京报：您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什么时候？

　　陶斯亮：“文革”开始后，1967年，我被分配到东北白城子工作，走之前，最后一次见我父亲，可是当时并不知道，这会是我和他的诀别。父亲当时已经被软禁。我离开以后，也不能跟父亲有任何联系，只能跟我母亲通信，但是信里也不能提父亲，如果提了，这封信可能就被没收了。因为我所有的信，都要经过审核，我很担心给母亲带来麻烦。母亲在信里也不能提父亲。所以父亲的情况我一无所知。

　　1969年，我突然接到通知，允许我回京跟母亲见一面，因为母亲也要离开北京了，疏散到粤北地区一个农村，隐姓埋名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在白城子两年多的时间里，第一次给我放假，之前假都不准。跟母亲见面后，我才知道，父亲得了癌症，并发肺炎，抢救过来在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复发，奄奄一息，可是却被疏散到了合肥的305医院。

　　我送母亲去粤北，到广州的时候，得到父亲在合肥离世的消息。母亲提出来，可不可以到合肥见他最后一面？得到的答复是“不可以”。我不敢当着他们的面哭，只能跑到厕所里偷偷哭，还不能哭出声音。父亲被以“王河”的化名，火化了。直到9年以后，1978年，我们才找到他的骨灰，一直放在殡仪馆的一个角落里。

　　所以我跟父亲度过的最后一段时光，就是1967年离开北京、到白城子工作之前。离开北京的那天，天刚亮我就起来了，在父亲的房门前站了很久，但是我还是没有敲门，没有跟父亲告别。我当时就怕自己又要哭得稀里哗啦的，想避开使人心碎的送别场面。当时以为，总有机会再见到父亲，父亲当时年纪也不大，才50多岁。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后悔终生，不告而别的遗憾留在我内心深处，这个坎一直没有过去。

　　谈退休

　　“我现在靠社保养老，是一个‘草根’、‘社会人’”

　　新京报：您的人生几经重要转型，从一名医生转型成为统战部的副局级干部；之后放弃公务员身份和副局级待遇，“转行”到民间组织市长协会工作；后来又投身慈善公益事业，作出这些选择，有没有受到父辈的影响？

　　陶斯亮：我一直秉承父母给我的信仰，总觉得人应该有所追求，不能碌碌无为，尽管做的是很平凡的事情，也要做些事情。转行的时候没想太多，现在回头看，我的胆子挺大的。离开自己的专业到统战部那年，我已经46岁了，一般人在这个年纪不会转型，因为在专业领域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了。现在想想，怎么就义无反顾到统战部去了？到了统战部以后，我不是太适应，证明我不适合当官。从统战部出来到市长协会，同时在中国医学基金会兼职，开始接触慈善公益，已经50岁了，这也够惊险的，因为女同志55岁就可以退休了，按理说，50岁跳槽转型，都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的事情，可是没有想到我在市长协会一干干了24年，一直到74岁才退。退下来又创办了北京爱尔公益基金会。市长协会本来有三个事业编制，我们三个老同志都拿到了，退休以后可以进老干局，享受跟公务员一样的待遇。可是协会里的年轻人都没有编制，所以我们一个编制都没要，全都参加社保。

　　新京报：所以您现在领的是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

　　陶斯亮：是的，我现在拿的就是社会医保，靠社保养老，是一个“草根”、“社会人”，我觉得也挺好的，因为本来我就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

　　新京报：对于老一辈革命家的后代，有一个称呼是“红二代”，您认可这种称呼吗？

　　陶斯亮：我原来不认可，为什么要弄一个标记呢？还有一种称呼“红三代”，我觉得这更没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