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帛文献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2)

　　 一、孔子壁中书。《史记.儒林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滋多於是矣。”《汉书·艺文志》说：“《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及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

　　 二、汉代其他出土文献书籍，包括《礼》《尚书》《孝经》等。《汉书·艺文志》：“《礼古经》者，出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孔颖达《尚书正义》引刘向《别录》：“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於壁内者，献之。”孔氏又引《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许冲《上〈说文解字〉表》：“《古文孝经》者，孝昭帝时鲁国三老所献。”

　　 三、张苍所献《左传》，以及河间献王得所古书等。许慎《说文解字·前叙》称：“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其文字与孔子壁中书和出土的鼎彝铭文“皆自相似。”《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间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

　　 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各种典籍，都是经过汉代学者整理传承下来的。汉代出现的各种先秦古书，对于汉代学统的建立有重要意义，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

　　 汉代以后，墓葬中发现古代简册书籍的著名事件是“汲冢竹书”的发现。王国维对包括“汲冢竹书”在内的简帛文献发现，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方面的意义有精辟的论断，他说：“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唯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著。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成为中国文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现者，固不自今日始也。”（王国维：《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

　　 《竹书纪年》所言“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与《史记·周本纪》的记述不同，但得到清华简《系年》的支持。总之，汉代以降简帛文献的出土的发现，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叙述及中华文明的传承，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20世纪以来的简帛文献的发现及其意义

　　 出土文献在二十世纪学术研究的许多重要进展中，曾起到关键性的作用。王国维在二十世纪初，利用当时新发现的甲骨卜辞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等论文，证明了《史记》所述殷商史基本正确，并由此推断出“夏后氏世系之确实”。这一论断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延伸了一千多年。

　　 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是简帛文献众多发现与研究极大推进的时期。从载体上来说，除简帛外，还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及碑铭文献等。简牍类文献，主要包括两大类，一是文书类，二是书籍类。文书类包括常见的墓葬遣册，也包括古代的档案、公文、律令、簿记，还有岁记、历日、日书、医杂方等。这些类型的文献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制度和古代人们的生活状况是第一手的资料，自然是宝贵的，然而，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的角度来说，传世典籍和与传世典籍相类的书籍，具有更大的意义。《郭店楚墓竹简》《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等，多载有经籍类文献。如郭店简中的《老子》三种及《缁衣》等，上博简中的《诗经》类文献及多种儒家文献，清华简中的《诗经》类、《尚书》类文献，安大简中的《诗经·国风》及《论语》类文献。除此以外，北京大学所藏西汉竹简及秦简，海昏侯墓西汉简等，也都有重要历史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