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大历史观看党的“三农”工作领导力

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一直是关系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只有深刻理解了“三农”问题，才能更好理解我们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发动和依靠农民，革命从农村破题，改革从农村起步，引领广大农民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贡献。这一辉煌成就的取得，与党顺应形势变化，在不同阶段循序渐进正确制定并有效贯彻“三农”政策、始终指引广大农民走正确的道路密不可分，充分体现了党对农民和农业农村工作的坚强领导力。

一、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农民的组织动员

组织动员力是凝聚力、号召力、战斗力的重要来源，是领导力的首要体现，主要指党通过理想、纲领、政策等方式动员、激励人民群众共同参与革命与发展的整体力量和实际程度。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28年间，党面对积弱积贫、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旧中国，深刻认识到组织发动农民群众积极参与革命斗争的极端重要性，通过制定和实施发动农民运动、解决土地问题、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耕地农有”政策，激发农民参加革命的热情，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取得全面胜利，充分体现了党的动员力、组织力和凝聚力。

发动农民运动，唤起革命力量。毛泽东说，“中国是传统农业国，应充分依靠农民”，“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1921年4月，《共产党》月刊发表《告中国的农民》，号召农民组织起来，依靠自己的力量翻身解放。党的一大指出：“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同年9月，在浙江萧山衙前村建立了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1922年7月，党的二大指出，“中国三万万的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并首次提出帮助农民解决问题。1923年6月，党的三大通过首个《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案》，指出“农民协会应保存他的各种农民群众的广泛的组织的意义，而以土地革命的口号来发动广大农民群众的斗争”。1925年1月，党的四大通过《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第一次明确指出，“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推动农民运动高潮到来，从根本上动摇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基础。从1926年夏到1927年1月，仅湖南农民协会会员就由40万人激增到200 万人。

开展土地革命，凝聚人心和革命力量。毛泽东在会见美国作家斯诺时曾说过：“谁解决土地问题，谁就会赢得农民，谁赢得了农民，谁就会赢得了中国。”党的三大以后，党充分认识到，动员农民革命最根本的方法是给农民分土地。1925年1月，党的四大正式提出把土地问题作为农民问题的重要内容，明确“应使农民向国民党政府要求以官地分给贫农”。同年9月举行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确立首个土地政策——“耕地农有”；11月发布《中国共产党告农民书》，指出只有“耕地农有”才能解除农民困苦，但是要实现“耕地农有”就必须让工农取得政权。1927年4月，党的五大首次提出实行农村土地革命，通过《土地问题议决案》明确了土地革命和组织实施等内容；八七会议将土地革命的核心内容确定为“打土豪、分田地”；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提出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归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共有。1928年6月，党的六大通过《土地问题议决案》，修改为“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12月，党领导制定的首部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颁布实施，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分配给农民个别或集体耕种，禁止买卖。1929年9月，颁布《兴国土地法》，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1936年7月，中央《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规定，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后，可以分地供其耕种和生活；生活情况很坏的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调动国民党和地主富农抗日积极性，停止“耕地农有”政策。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将减租减息作为土地基本政策。1942年1月《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2月《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再次强调“地主减租减息，农民交租交息”政策。抗日战争即将结束时，1945年4月党的七大正式宣告，将“耕地农有”的土改政策进行到底。1946 年5月，党下发《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号召从地主手中夺取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1947年9月，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进一步明确“没收地主土地、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掀起土改运动大潮。到1948年秋，解放区农民彻底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被摧毁，解放了农村地区生产力，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农民的衷心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