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张阿舟先生诞辰100周年(3)

一年后，在励磁式激振器的基础上，又成功地研制了JZQ-5型永磁式电动激振器。针对第一代激振器存在的不足，采用了无骨架玻璃钢和非线性弹簧，同时采用了永久磁钢。

之后，开展了WFB宽频带激振器研制，并将JZQ-5型永磁式电动激振器发展成为系列，后者于1988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和国防专用国家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就这样，我先研究“励磁式激振器”，后又研究“永磁式激振器”，再后来又研究“高能激振器（获国家技术发明四等奖）”，最终形成了电动式激振器三个系列，填补了国内空白，其性能指标和法国同类产品相当，某些指标还远远超过法国同类产品。

在以后近30年中，该激振器占领着我国市场，在科研、教学和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我国一些重要的工程结构，如飞机、导弹、汽车、机床、水坝等提供了急需的振动实验手段，改变了我国电动式激振器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外汇。

产品不仅占领了国内市场，还打入了国际市场，打破了国外在电动式激振器技术上的垄断，为我国长征火箭模态实验和歼-8系列飞机、运-12飞机和我校“长空”无人机、直升机的全机共振实验作出了贡献，取得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这里，很多关键环节都蕴含着张老师的辛劳和智慧，是他“高瞻远瞩”引领的结果，是他“画龙点睛”指导的结果！

开始，张老师的研究生们做模态实验用单点激振方法，最多也只有两点激振。

而对于大型航空航天结构，要获得有用的模态实验数据，必须采用多点激振。

上世纪70年代末，经过我不断努力、争取，从北京展览会上买了法国Prodera公司出产的一套残缺不全多点适调激振设备。

当时，张老师开始研究复杂结构，如机翼乃至全机模态实验，他就提出让我对这套残缺不全的仪器配套进行“修缮”，能够实现多点激振、多点采集的结构模态实验。

到1980年底，我终于把这套残缺不全的仪器配齐了，成功实现了一个机翼4点激振、20点激振的模态实验，并提出了新的模态纯度判据。

这时，恰逢邓小平同志号召向西方学习，要向西方派大量留学生。张老师鼓励我报名参加留学生的英文考试，去英、美留学。

但我觉得自己不及其他老师的英文水平高，刚好我在南京大学又旁听过半年的法文，因此决定考法文，希望到法国Prodera公司深入研究适调多点激振技术，真正把这个技术应用到我国飞机结构实验上来！

他十分赞赏我的想法。

法文考试合格后，我就被教育部派到法国巴黎居里大学（巴黎第六大学）作访问学者了。

临行前，搞振动研究的同事们和我合影（图1右）后，张老师特意到实验室，在我配齐的多点激振设备前和我合影。

图1 1981年10月，和张老师第一次合影

这是第一次和张老师的合影！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保存着，这不仅是对我留学法国的期望和鞭策，更是对我整个人生在振动领域工作的期望和鞭策！

这样，我从1961年毕业到1981年去法国前，整整二十年，一直都在实验室工作，职称仅是讲师而已。

我除了上本科生结构强度实验课、辅导学生结构力学、强度计算课、给学生改习题本和答疑外，一直在张老师指导下，设计和制作激振器及其配套设备，从事悬臂、自由—自由梁、机翼以及复杂结构的振动实验研究。

我每天都在实验室工作，所有实验条件都靠自己创造！

这期间，我跟随着张老师逐步领会了他的学术思想和搞科学研究的方式方法，特别是他那重视实践、重视实验研究的思想。

他经常告诫我和他的研究生们：实验结果是第一性的，你要承认它，相信它！

他经常批判那种“搞实验的人，总不大相信自己实验结果；而搞理论的人却认为自己理论是绝对正确的”！

他经常强调：搞科研，一定要有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