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乡村儿童读上好书，难吗？(4)

　　谭桂珍花费大量心血打造的阅读教室和其他在日常教学中推动阅读的努力，在学校里成为样板，但也带来了压力。记者和大石小学其他几位对阅读很感兴趣的教师交流时，听到她们讲到自己的诸多犹豫，比如看到谭老师这么辛苦，自己怕影响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比如担心拿了基金会的资助，如果不能拿出那种看得出的成果，会很有压力；还担心自己的能力不足以支持这一新的尝试，等等。

　　愿意以奉献精神做这件事的老师固然值得尊敬，但更多处于纠结和为难之中的老师才体现出真正的现实。造成这些难处的根本原因，是基于学生兴趣的课外阅读和现行的语文教学实际上是彼此独立的，既有相辅相成的一面，又天然存在矛盾。广元利州区宝轮一小的老师刘玉梅说，“我还是喜欢轻松地做，不喜欢给我们老师和同学增加过重的负担。我们面临升学的压力，考试的压力，家长最终还是重视分数，所以我们必须要两头兼顾，要从学生的长远考虑，也要从我们现在的分数考虑，所以我们做起来很难，很累。如果哪一天不考试了，完全没有分数限制，可能我们做得就要相对轻松一点。”

　　4 自下而上难持续，由上而下也有问题

　　在与乡村学校教师的沟通中，明显感受到，有没有来自学校领导、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对阅读的开展有极大影响。广元利州区宝轮一小教师孙水仙向记者回忆她十年前开始做阅读的情况，将当时的状态称为“偷偷做”。因为将一部分课堂时间用来读课外书，是不那么合规的行为。在知道了绘本这一新鲜事物后，孙水仙在班级悄悄尝试绘本阅读，还教孩子读金子美玲和金波的童诗，每次都不忘记提醒孩子，不要跟其他人说起。

　　但在那之后，在“全民阅读”和高考语文成绩比重增大的大环境下，2014年就任的宝轮一小校长樊文忠大力提倡阅读，在学校开展了低段的绘本阅读，中高段的群文阅读、海量阅读、整本书阅读等各种尝试；他们所在的利州区教育局也有专人负责阅读推广，将各种社会资源接入到学校。一旦得到自上而下的支持和倡导，学校里的阅读资源、条件也很快丰富起来，老师们也不再缩手缩脚。

　　教育体制内部的规范、政策和激励措施，是其他力量无法比拟的。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的冀志伟提到，“如果老师做出了一些成果，影响到他们的职称评定，进而可以影响他的工资，那其他老师就看到了，就也会愿意做。”担当者行动的陈美玉表示，由于政策的引导，这两年“主动找我们申请图书角的学校校长变多了，甚至有校长、教育局找到我们，说看重的不是我们的资金，不是我们的书，而是我们对教师的培训，对阅读观念的唤醒等。”

　　但不容忽视的是，行政上的倡议，如果在落实时没有足够的专业性和负责的态度，没能激活一线教师的内在动力，就难免流于空泛。如果基层学校和老师并不真的想以长远的目光推进阅读，却看到了阅读活动能带来的政绩和好处，那就会产生副作用。冀志伟讲述他在各地为桂馨书屋做调研和回访时，如何判断一个学校是否真的把阅读做到了骨子里，“不是看他的借阅记录写得多厚”，“跟校长聊聊天，就能知道他是真的愿意去做这事，还是想要那些书去冲政绩。如果他讲得很虚，就只说你们这个项目好，又把阅读的作用夸大得特别厉害，就知道他不是真的想做”。

　　现在，教育部有对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的管理规定，学校应以人均25到45册书的标准配备图书馆，并提供了相应的财政支持。这本来是丰富孩子阅读资源的政策，但在具体执行中，学校无专人负责、不知道买什么书，部分出版商馆配商单纯将此视为商机等现象层出不穷，甚至一些垃圾书借此进入校园图书馆，在完成指标通过验收之外，起不到真正的作用。在管理上也往往不尽如人意，2016年底，《人民教育》杂志曾刊载一篇安徽安庆市村小教师王老实的来稿《乡村儿童阅读的现实困境》，作者提到，“一些乡村学校的阅读仍困于‘形式上多么重要，实际上可以不要’的认识误区”，“阅读场地、阅读资源等物质条件‘达标’以后，许多图书因为缺乏配套的管理人员、有效的管理方法而被束之高阁；乡村新建了不少‘留守儿童书屋’，旨在通过阅读充实留守儿童爸妈不在身边的‘留守精神生活’，这是乡村儿童阅读质量提升的新机遇，却仍存在‘有书无人，有人无书’的资源分配等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