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龙学”：《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之路(2)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前后，新旧两派文化阵营在许多问题上都是针锋相对的，但是在对待《文心雕龙》的评价上，两派意见却出奇地一致。这是因为新旧两派的学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都观察到《文心雕龙》的价值堪比西方文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评价说：“东则有刘彦和之《文心》，西则有亚里斯多德之《诗学》，解析神质，包举洪纤，开源发流，为世楷式。”（《集外集拾遗补编·论诗题记》）他认为，中西方文论都有逻辑体系严密的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学》分别对中西方文论产生深远影响。作为文化保守派的首领，章太炎早在20世纪初年就在日本开设“国学讲演会”，讲授《文心雕龙》。据学者考察：“章氏弟子们的记录稿，至今还尘埋在上海图书馆。”（周兴陆撰《章太炎讲解〈文心雕龙〉辨释》）而据《钱玄同日记》1909年3月18日载：“是日《文心雕龙》讲了九篇，九至十……与季刚同行。”由此我们可知，黄侃、钱玄同等章门弟子曾经比较系统地跟章太炎学过《文心雕龙》。黄侃认为《文心雕龙》是论文之“专著”：“敷陈详核，征证丰多，枝叶扶疏，原流粲然。”（《文心雕龙札记》）黄侃是从尊崇传统文化的角度来推崇《文心雕龙》的，意在证明西方所谓的逻辑体系其实中国古人早已有之。诚如吴承学所指出的：“在清末民初，《文心雕龙》仍是传统学者用来捍卫和发扬本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

　　 1923年，梁启超在答《清华周刊》记者《国学入门书要及读法》中，把《文心雕龙》归为“随意涉览书类”（《读书指南》）。梁氏似乎不是很看重《文心雕龙》，但实际上他是非常重视《文心雕龙》的理论思想和文学艺术的。1925年，梁启超评价《文心雕龙》：“诚文思之奥府，而文学之津逮也。”（《范文澜〈文心雕龙讲疏〉序》）《文心雕龙》本身的文章辞采飞扬，是赋中佳作。更重要的是，其中确有符合现代科学体系的理论质素。在近百年来文学理论研究者们“寻例证己”的过程中，《文心雕龙》作为“中国文论也有逻辑体系”的一个重要例证被不断提起，“龙学”由此开启了百年的现代之路。

　　进程：融入现代学术

　　 “现代的科学研究”的理念和方法对“龙学”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后世眼光审视，这种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

　　 从正面影响来说，《文心雕龙》“体大思精”，被认为具备现代科学质素，可以进入现代教育体制、登上大学讲堂，从此作为自成一体的一门“学问”融入现代学术进程。在实践中，凭借现代教学机制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训练有素的研究者，最终实现了传承有序地传播及弘扬《文心雕龙》文化。百年来的学科化、课程化，大大推动了“龙学”的发展。过去人们只凭个人兴趣爱好研读《文心雕龙》，随机性、随意性较强，这并不利于科学研究的有组织推进。在进入学科体系和课程体系并成为有机组成部分之后，《文心雕龙》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以往了，它作为教材内容进入课堂，成为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研究、讲解、学习、传播的对象，进而由课堂到报刊、由学科知识传播到社会文化宣传、由国内到国外，从此《文心雕龙》的文化影响获得了极大的拓展。

　　 这里我们就《文心雕龙》所受正面影响列举几例。林纾所撰《春觉斋论文》，是其在高师大学堂授课的讲义，1913年6月起曾在《平报》连载。其中大量征引《文心雕龙》语段并申述之。在北京大学，姚鼐四世侄孙姚永朴稍早于黄侃在大学课堂上摘段讲解《文心雕龙》，并在课堂教学基础上精心结撰成一部文章学著作《文学研究法》，“其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体例仿之《文心雕龙》，颇具系统性、理论性”。这一时期，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最受学生欢迎者当为黄侃，其《文心雕龙札记》是“自1914年至191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授课讲义”。（见李建中主编《中国学术档案大系·龙学档案》）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学生因为《文心雕龙》课程问题要求撤换老师的事件：1916年，同为章门弟子的朱宗莱到北京大学任教，亦讲授《文心雕龙》。推测可能是教学效果不及黄侃之故，结果引发学生上书蔡元培校长要求更换《文心雕龙》主讲。（见朱怿撰《朱蓬仙生平事迹》）此事是非曲直姑且不论，但确从另一角度反映出《文心雕龙》进入北京大学课程并深受学生们喜爱。这里，我们再举一个地方高校的例子。1937年福建协和大学的校刊《协大艺文》刊载《文心雕龙上篇分析初步》一文，文章前面有一段背景说明：“本校中国文学系所开专书选读一科中，《文心雕龙》适列其一，本系生与修者七人，采集体研究方式，由俞元桂先生指导。”（见耿素丽、黄伶选编《民国期刊资料分类汇编·文心雕龙学》）这说明《文心雕龙》研修课在当时的地方高校中也有开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