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龙学”：《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之路(3)

　　 梳理“龙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许多“龙学”名著都是在大学课堂教学中诞生的。如刘永济著《文心雕龙校释》就是其在武汉大学给学生讲《汉魏六朝文学》而写的“讲义稿”（见李建中主编《中国学术档案大系·龙学档案》）从教案讲义最终变成学术经典，由此可见“龙学”之兴离不开教学课堂之助。

　　 《文心雕龙》走进课程教学为“龙学”培养了大批读者、研究者，这是“龙学”此后百年薪火相传的根本原因。“龙学”史上教学相长的佳话比比皆是，如詹福瑞先生师从詹锳先生：“从恩师詹锳先生学《文心雕龙》。一年间，先生一篇篇讲下来，我一篇篇整理笔记，一篇篇背诵下来，终于有一天感到走近了这座精深的理论楼阁，虽不敢说登堂入室，却似可窥其门庭了。”（《中古文学理论范畴》后记）李建中先生师从杨明照先生：“有幸从著名龙学家、四川大学杨明照教授研习《文心雕龙》。”先生感慨，我们要感谢刘勰，“有了他，摛文无虞”“有了他，余心有寄”“有了他，永不失语”。（《〈文心雕龙〉讲演录》附录）这些年活跃于“龙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多有类似的求学经历，往往师出“龙学”研究的老一辈大家。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们不断将“龙学”推向一个又一个新境界。

　　展望：重拾诗性文章

　　 从“现代的科学研究”带给“龙学”的负面影响来看，由于过度强调《文心雕龙》的严密逻辑体系，学者往往把《文心雕龙》仅当作文学理论著作来看待，结果导致了两方面的偏差：一是容易使学者忽视《文心雕龙》的诗性一面；二是容易使学者忽视其文章学的特质。

　　 首先我们看其诗性的一面。《文心雕龙》固然有“体大思精”的特色，但其自身特质不仅有逻辑性的一面，还有诗性的一面。李建中先生指出：“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典范，《文心雕龙》有其自身的质的规定性：诗性和逻辑性的统一。长期以来，海内外的龙学研究，常常过于推崇逻辑性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她所特有的诗性智慧，从而遮蔽了《文心雕龙》的东方特色，遮蔽了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论不同于西方文论的民族特色。”（《〈文心雕龙〉讲演录》）《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是由中国古代文化特有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所决定的。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曾用“文化遗存”的观念来解释这种文化现象：“它可能长期地影响到这些习俗或者技艺，如涓涓细流，绵延不绝，从这一代继续传到下一代。它们像巨流一样，一旦为自己冲开一道河床，就成世纪地连续不断流下去。这就是文化的稳定性。”（《原始文化》）无论是在文化资源、思维方式等深层次上，还是在言说方式、话语范畴等表面层次上，《文心雕龙》都弥漫着浓厚的诗性智慧。近年来，已有不少研究者关注其诗性方面的内容。根据天津师范大学教授李逸津教授的介绍，俄罗斯女汉学家卡·伊·戈雷金娜从《文心雕龙·原道篇》入手，探究原始宗教文化对刘勰文学观念的影响。李建中先生认为，戈雷金娜的研究，其“入思方式及部分结论，对于我们探讨《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有着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文心雕龙〉讲演录》）我国台湾地区也有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研究《文心雕龙》，为《文心雕龙》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大陆也陆续有学者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研究《文心雕龙》，并且取得不俗的研究成绩。张毅认为，经学的阴阳五行学说对《文心雕龙》创作论有影响。（《阴阳五行与中国古代诗学》）闫月珍讨论《文心雕龙》的“器物之喻”（《器物之喻与中国文学批评——以〈文心雕龙〉为中心》），把古代文论中普遍存在的象喻思维与先民们的生产生活经验相联系，具有人类文化学的方法论意义。夏静分析《文心雕龙》与气学思辨传统的关系（《〈文心雕龙〉与气学思辨传统》），认为“气学”独特的思维方式并不能完全依靠现代理性思维进行理解和分析，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研究《文心雕龙》与传统诗性文化千丝万缕的联系，回归其真实的文化场景，展现出宽阔的文化视野和深广的理论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