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龙学”：《文心雕龙》研究的现代之路(5)

　　 值得注意的是，五四运动以后，有不少受现代文学观念影响的新派学者用纯文学的标准去评判《文心雕龙》，认为《文心雕龙》的文学定义太宽泛、文体杂乱。如霍衣仙在谈到《文心雕龙》的“失败处”时说：“文学定义太广泛，则议论必流于肤浅。……其文学定义，与章太炎氏‘凡以文字著于竹帛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之定义相同，故将经史子集、百家九流，冶于一炉而谈之。内容既如此包罗万象，议论之有‘搔不着痒处’，近于肤浅，为必得之咎矣。”（《刘彦和评传》）又如杨鸿烈，一方面，称刘勰是中国“第一个的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相当于欧洲文学上的“法定的批评”；另一方面，又指出《文心雕龙》全书的“根本缺点”：“在这样文学观念明了确定的时代，偏偏这位不达时务的刘彦和就来打破这样的分别，使文学的观念，又趋于含混！又使文笔不分！”“这样一来，就把一个已经成就了的明白、具体、完全的文笔定义，搅扰得一个乱七八糟、乌烟瘴气的了！”（《〈文心雕龙〉的研究》）

　　 由此观之，五四运动前后开启的中国学术现代进程，对“龙学”此后的发展壮大起到了巨大的推助作用，但“以西释中”“以西构中”也给“龙学”带来了不小的损伤。今天看来，这种研究倾向最大的不足，就是把《文心雕龙》仅仅当作“文学理论”著作，而忽视其原本是文章学著作的特质。张少康先生认为，20世纪“龙学”的理论研究是“重中之重”，其主要成绩突出表现在“重视了理论体系的研究”（《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文心雕龙研究》）。单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研究《文心雕龙》，忽视了其中涵盖面更广且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章学特质。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偏向于纯文学作品，而文章学研究的对象则包含各种文章创作，范围要广泛得多。从纯文学文体入手，《文心雕龙》中许多文体就无法进入“龙学”研究的视野。

　　 以纯文学的观念来看《文心雕龙》，更重视文学的审美功能，而轻视了文章学的实用功能。我们知道，《文心雕龙》是非常重视文章之功用的。刘勰说：“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文心雕龙·序志篇》）“五礼”“六典”“君臣”“军国”，这些是军国大事，在这些领域中，文章要发挥重要作用。此外，《文心雕龙·书记篇》中谈到一些日常生活使用的文体如簿、录、契、券、状等，这些也是文章。刘勰的观点是，大到军国大事，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文章都能发挥重要作用。而如果从纯文学的视角来看，这些文章都缺乏审美功能，都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围。所以，《文心雕龙》中许多文体没有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围，中国文章学久远的实用传统也由此被慢慢疏略了。以《文心雕龙》为代表的中国文章学既有理论，也有实践，是基于文章创作实践的理论，也是指向文章创作实践的理论。丰富性和鲜活性是中国文章学的固有特点。因此我以为，纯文学理论既涵盖不了中国古代文章创作的丰富历史，也指导不了中国当下文章创作的鲜活实践。

　　 纯文学理论更重视“道”而忽视“术”，以《文心雕龙》为标志的中国文章学既重“道”，也重“术”。《文心雕龙》有《原道篇》又有《总术篇》。文章学落实到文体、字法、句法、篇法的研究上，比各种所谓“理论”的研究更具体丰实。《文心雕龙》讨论各式文体时，都本着“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文心雕龙·序志篇》）的理路来阐释，关注文体的源流、基本内涵、代表作品和体式规范。《文心雕龙》还有《镕裁篇》《声律篇》《章句篇》《事类篇》《练字篇》等，关注文章的剪裁、声律、用事、字法、句法和篇法。这些形式层面的讲究相比抽象的纯文学理论，更具体实在、更有可操作性。这些内容也是历代文话涉及的主要方面，因此，也是中国文章学固有的传统。但如果从纯文学理论的角度审视，这些固有的富有特色的“术”层面的思想往往容易被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