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古典文学研究(3)

记者：各位都谈到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迫切性与重要性。回到古典文学研究这个话题，请各位谈一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关联。

方铭：立足于中国古代文学本位立场，可以为我们认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可靠性提供一个强有力的支撑。这是因为在20世纪以前，中国人的文学活动并没有受到西方文学观念和文学形式的实质性影响，而西方近代文学理论也没有总结过中国古代文学的实践。因此，中国古代文学相对独立的存在和演变，决定了西方文学观念和中国文学实际的隔膜。同时，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不但存量大，而且影响深远。中国古代几乎没有不从事文学写作的文化人。要正确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面貌，正确评价中国古代文学的价值，就需要“立足中国文学本位立场”，也就是要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贯穿“中华文化立场”。

客观地说，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做得多，而且也走得远，但也不能因此而忽视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存在的“中华文化立场”缺失的问题。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听到“中国古代的‘文学’不是文学”“唐以前的‘小说’不是小说”“中国古代没有哲学”等观点，这些观点或多或少都受到西方中心视角的影响，即认为只有符合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文学才是文学；只有符合西方虚构特征的小说才是小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没有讨论西方思想家关注的问题，因此中国古代思想家的著作不是哲学著作。表面上这些观点体现的是“中华文化立场”的缺失，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没有正确理解文学、小说、哲学等门类的民族性和形态的多样性，因此，这不仅仅是个立场问题，更是一种病态的逻辑判断和思维方式的反映。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所谓“魏晋文学自觉说”“唐代小说自觉说”“中国文学的源头是神话”，以及把中国古代文学义理、考据、辞章融合解释为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是学科不自觉的体现；热衷于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寻找想象性、虚构性、形象性的痕迹，把这称为“文学性”；积极给中国古代存在的众多文体寻找在小说、诗歌、戏剧中的位置，比如探讨赋文学究竟是诗还是散文的问题。显然，这些都是背离了中国古代文学真实历史的观点。

当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相对于20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学者的“中华文化立场”可能要稳得多。在20世纪的早中期，写作文言文和古体诗、近体诗的文人还有不少，但我们今天看到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已经基本不去关注20世纪的文言文写作和古体诗、近体诗写作。他们的书写重点都是白话文小说、诗歌，以及来自西方的“文明戏”。这些年，有些现当代文学的研究者开始关注20世纪早期的文言文写作和古体诗、近体诗写作，今天也有更多的人在进行辞赋和古体诗、近体诗写作实践，这都体现了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也可以说体现了“中华文化立场”。

刘毓庆：中国学者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如果能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就会发现其中蕴含的追求向上向善、坚持道德原则、关心国计民生的文化精神，这就是中国经学给予文学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古典文学充盈着堂堂正正之气。同时，也就会考虑这种精神传承、发扬的问题。如果没有文化立场意识，就有可能把它只看作一堆文献，忽略其精神内涵，而用西方概念去规范它。像20世纪出现的情况：本来中国没有神话的概念，但大多数中国文学史著都要仿照西方文学史著的模式，拼凑一个神话的板块，冠于中国文学史之首。本来中国没有悲剧、喜剧之类的概念，可是部分研究者偏要根据西方文学的概念，从中国文学中挑出所谓的十大悲剧、十大喜剧来。从根本上讲，这不是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而是要把中国古典文学揉碎，依照西方的文学概念，捏造出别样的“中国古典文学”来。这种研究有时确实看似新颖，但已完全背离了事物本身。因此要想真正搞透中国古典文学，必须回归中国文学本位立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