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国：书读古今 语通中外(2)

　　 超凡之人必有超凡之道。潘文国少时读书成长已有所不同，问学生涯也迥异于常规，往往有意避开或偏离寻常进路，独辟蹊径。最典型的要数1978年他报考华东师大硕士研究生时的选择。英语专业毕业的他，教过英语，报考本专业当是最佳之选，可他却转报了冷门的汉语音韵学。“其实这是我的‘扬长避锋’之举”——他认为偏锋取胜的概率更大，原因有四：不想与返城的同窗挤独木桥；音韵学自己不懂，多数中文专业的学生也不太懂；自信有古诗词基础；外语绝对占优。结果他完胜，以全校总分第一考入。众所周知，汉语音韵学至今仍属“冷门绝学”。这颗剑走偏锋而最终得胜的大脑，是何等清醒！

　　 读研之始他就钻音韵学，语学研究开启于微观，即音韵学理论的核心——等韵学。其硕士论文《韵图考》居然写了17万字，起步就与众不同，完全是硕士自当博士读！可见其抓本、溯源与攻坚的意识。这种敢啃硬骨头的意志奠定了他科研高起点的基础。

　　 面对其学术成就，我们曾认为，不研究更多具体问题、有别于当下研究的主流，不是他不能为，而是来不及为，因为他读硕时已是34岁。事实上我们误解了——潘文国清醒地认识到，“散钱”固然重要，“钱串子”更重要。他不仅研究一般问题，更侧重于研究规律性问题。他特意追究宏观性，由木见林，跃居高端通观全局，几十年坚持宏观重于中观与微观，汉语研究如此，汉英对比研究亦如此，翻译研究更如此。这种战略格局对学界具有引领性作用。

　　 潘文国爱走“偏锋”，既是学来的，也是悟得的。他入复旦时，外文系名师云集，而令其念念不忘的是三年级精读课老师刘德中。与重课文内容的主流不同，刘氏“中心词开花法”偏重词义和用法。越到后来，潘文国越认定这是最佳英语教学法，理由很充分：英语语法章法相对简单，“再笨的人一两年也学会了”；而词汇与习惯用法“是要终生花气力的”，至于课文，“本来只是起个引导作用”，将重点定于回答课文内容，他认为是“舍本逐末，得不偿失”。因为有如此特立独行的老师，才有如此清醒的学生，难怪复旦诞生了葛传椝、陆国强、陆谷孙等一批词汇学或辞书大家。

　　 习得的偏方成了问学良方。研究生毕业后，他教了七年古汉语，“中心词开花法”用得得心应手，进而发现由音韵而文字，循字、词、句、章、篇之次而贯通全文，是古文学习的基本方略。他继续深掘，发现中外语文学习相通之处并非语法，而是字词。这一偏得催生了潘氏“字本位”观。于此之中，他广读古籍，夯实小学基础，扩展国学知识，正如他所言：“我从小学入手的途径却与时下很多谈国学的学者不同，从字词入手更容易有新的发现和创见。”

　　 潘氏的研究成果，不是三五万字的长文，就是对研究作鸟瞰，或是将文章扩展成书。1988年，他留学英国，合作导师建议他系统研究构词法。导师之一现身说法：研究问题，须全面透彻地掌握资料。于是他放弃写零星论文的念头，尽力找全海内外文献700余篇（部），耗时近两年，摘录的内容、写下的笔记达数千页，以此为基直接著书。一年后回国，仅完成的综述就超过40万字，他索性先行将其单独出版，得《汉语的构词法研究：1898－1990》。正是这难得的训练，奠定了潘文国善于综观、梳理归纳、掌控全局的思维能力，而这一能力至今仍为中国语言学界所亟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