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国：书读古今 语通中外(4)

　　 潘氏学通中外的成就更是享誉汉外语两界，主要体现为中外文化对比研究。其代表作多部，如1990年的《汉英构词法对比研究》灼见频出：对比以汉语为本体；汉英基于单向重双向；宏观对比更重要；汉语语法“隐”而“柔”，英语语法“显”而“刚”；宜从哲学与思维层面认识语言；音义互动……在此基础上，潘文国1997年推出了《汉英语对比纲要》，2006年的《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继而上升至历史与哲学的高度，总的观点为“对比语言学的最终任务就是要在所对比的具有或大或小的差异背后的、作为人类语言的共同性，以此来作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同友好相处并进行互相交际的基础”。

　　 正是基于中国传统，潘文国探索与发展了语言研究的“中国路子”，还催生了“副产品”——译学研究。他从语言到文章，以文章学重释严复的“信、达、雅”，启用传统术语“义、体、气”，创建了中国特色鲜明的“文章（学）翻译学”，令译学界耳目一新。同济大学教授陈琳认为他提出的“翻译就是做文章”的论断“凸显了翻译的书写性与创作性，强调了译文的文采性与文体性”。上海大学教授尚新综观其成就，说：“他对中华优秀传统的传扬，有机融合了国际前沿研究，成就了先生在国内及国际上的‘一家之言’，树立了其所涉研究领域的‘中国气派’。”

　　 古今中外的会通多基于语文打通。在此，“语文”囊括语言文字、语言文章、语言文学、语言文化，乃至语言文明。古今中外语文研究，潘文国一直耕耘于这五个层面，只是时分古今、地分中外而已。任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会长期间，他一直强调：语言要中西相较，比其差异；文化要中西有机结合，取长补短；理论要放眼全球，不可偏食。早在2006年，潘文国就撰文《语言学是人学》，并断言：语言学须定位于人文学科，研究应体现人文关怀。

　　 正是从中国文化外译出发，他深究了“中国文化”问题，以传统目录学为罗盘，全面梳理中国文化，汇成《经典通诠：经史子集的文化释读》一书，指出“经史子集”四部体系铸就了中国文化框架，并贯穿了“国家治理”精神。潘文国如同桥梁，跨越中外语文两岸，促进了中外思想与文化的交通。2002年他访学英国，合作导师蒙娜·贝克教授对潘文国敬重有加，破例将办公室让他使用半年。据河南师范大学教授赵文静回忆，访英期间潘文国多次应邀到多所高校演讲，访学成了讲学，促进了中西语文的深度交融。

　　 凭借“三个打通”，潘文国在古今中外语文研究中游刃有余。他善选题、勇挑战、敢批判，频发学术之声。譬如，针对文化外译的问题，他提出中国文化输出的新思路，即“重返原生态的中国文化架构”“理清源流”“精读原典”“正校译名”，再经“会通”以达“超胜”，闻者叹服。

　　 潘文国崇尚“诚”字，待人以诚，为学亦以诚；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贯穿其学术研究与著述全过程。譬如，他关注中文使用状态，为化解中文困境提出系列对策。对学科分类过细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注重“宽”“广”的教育，而非只重领域的深度研究。他强调应立于国家战略高度认识翻译的重要性，主张从汉语与中国文化本位出发，关注那些涉及中国文化核心内容与核心价值的非文学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