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文国：书读古今 语通中外(3)

　　 与统括能力相伴而生的，是史料整理能力。他深刻认识到：“一定要重视基本知识和材料的积累，有时需要用一些最笨的方法，做最枯燥的工作。”潘氏研究方法的特色是穷尽史料，以梳理激活史料，继而慢工出细活、出精活，看似“笨”，成就却大。所练的功夫看似“偏”，实为硬功、基本功。

　　 英汉互译，他也有所偏向，“以汉语为本体”始终是其所持的立场。中国文化“走出去”，他早已践行，还有代表作——上下两册的巨著《中籍英译通论》。理论与实践，他又是典型的知行合一者。他汉英互译方面的译作有Philosophical Maxims of 2000 Years Ago（1998）、《赫兹列散文精选》（1999）、《朱熹的自然哲学》（2003）等，他以“深入浅出”解析汉籍英译的过程：“深入”，指理解汉语原文要深刻；“浅出”，指理解原作后用浅易且便于接受的英语表达，既求地道，又适度转化。

　　 潘氏的独到见解也体现于教育观，如“本科打基础，实践能力为主；硕士生应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博士生以纯理论为主。考本科看学校，考硕士看专业，考博士看导师”，本科阶段重氛围与基础，硕士阶段重专业与人生规划，博士阶段重经师更重人师。

　　 上述种种，看似避“锋”，实在磨“锋”，或在隆“峰”。他独创了一条“以哲学为基、借历史作鉴、从汉语出发”的汉英对比、甚至是汉外互译的研究之路，《对比语言学：历史与哲学思考》用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题记，足以显其志。

　　“我基本上做到了”

　　 自步入语言研究领域之初，潘文国就明确了目标与主张，一定要做到“古今打通、中外打通、语言与文化打通”。回眸来路，他说“我基本上做到了”，充满了学术自信与人生豪情。

　　 中国语言学界历来存在“两张皮”现象。所谓“两张皮”，即外语界与汉语界“老死不相往来”，吕叔湘、许国璋、王宗炎等前辈都曾对此作出批评。潘文国则指出古今汉语研究、语言与文学研究也是“两张皮”。“两张皮”见木不见林，既阻碍各自研究的深入，也难窥研究对象的真正面貌。潘氏“三个打通”正是以此为“的”而放矢。

　　 前述“三个打通”与潘氏的成长一脉相承。首先，他做到了学贯古今，其成长过程即是佐证。此外，面对典籍英译“两头热，中间冷”，潘文国认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端，是文化传承的关键期，不探研宋代，难明中国之根本。为此，他身体力行，主编“汉英对照近世经典与传统文化系列”丛书，填补对外英译的空白，推动文化“走出去”，让中华文明远播全球。他约请杨国荣、庄辉明、陈引驰、陈大康等知名学者撰写介绍《朱子全书》《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的专书，再请有传统文化素养的英语专家将其译成英文。在这套丛书中，他亲自译介了《〈朱子全书〉及其传承》，以作范例。

　　 汉语研究是潘文国的本业与基业，其古今研究代表作有《韵图考》（1997）、《汉语音韵学引论》（1992）、《字本位与汉语研究》（2002）、《汉语的构词法研究》（1993，2004）等。最后一本绘就了汉语构词法研究“五合一”的新格局，即汉语构词法由析词法、借词法、造词法、分词法与用词法五部分组成。该书1993年在台湾首次出版，引起很大反响，为其在海外中国语言学界奠定了地位。